~作者：恶人谷江小鱼
说来惭愧，我对新加坡这个蕞尔岛国一直知之甚少，早期甚至因为他们的组屋政策、鞭刑以及媒体动辄“国父”的称呼有些反感。而最近几年，在写作有关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经济评论文章之余，时不时会看到新加坡的经济数据，无论是天行体育GDP增长速度还是人均GDP、港口吞吐量等都高居世界前列，而且城市治安、市民文明素质都可圈可点。这多少消除了我的一些无知和偏见。
李光耀去世，举世关注。而我也多了点好奇，新加坡被迫独立建国时的人均GDP仅仅500美元左右，华人占多数，还有马来人、印度人等，种族冲突矛盾随时有爆发升级的可能。因为是分出来的一小块地方，连淡水供应都是严重依赖原来的所属国马来西亚。
而到了李光耀卸任总理时候的1990年，新加坡经济增长了二十多倍。最近两三年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5万美元，甚至已经超过了美国。这般成绩是如何取得的？我在网上找到了李光耀回忆录，用了差不多两个晚上快速看完了近四十万字夹杂不少错别字的下部《经济腾飞路》，不禁“掩卷”慨叹，新加坡有此人，幸甚至哉！
批评的声音其实不绝于耳，而且有各种派系的批评。民主派批评其独裁，压制言论自由，而自由市场派也批评其管得过多，如组屋制度属于走社会主义路线。该如何理解李光耀和他一手打造的新加坡呢？
在李光耀的回忆录中，我看到他具体的一些施政路线。如一开始设法对外开放，引入欧美科技和企业管理知识。新加坡政府做好铺垫，修建基础设施，包括工业园区基础工程建设，做好公路、污水、供电供水处理。
引入外资，必然会冲击原有的本地工业，李光耀政府在这点上毫不退让，取消了对本国企业的保护，并且让一些事业单位也摆脱政府部门控制，独立运作。“我们毫不犹豫地做出了取消保护性关税的决定，让装配厂关闭。随后不久，我们也逐步停止保护冰箱、冷气机、电视机、收音机和其他电气与电子消费品的装配厂。”“我们让国营垄断机构如公用事业局、新加坡港务局和电信局独立运作，摆脱政府部门的控制，像公司一样以讲求效率、盈利和竞争力的方式经营。”
即便在发生石油危机的1973年，李光耀向石油公司发出明确信息，不会做任何阻止其石油出口的干预。这样不计较一时得失的做法赢得了国际资本的信心，90年代新加坡成为仅次于休斯顿和鹿特丹的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以及世界第三大石油交易中心。
为了降低投资者和政府不同部门打交道的交易成本， 1961年8月新加坡成立了经济发展局。土地、供电供水、环境等问题一站式服务，不必要跑来跑去跟多个部门打交道。我有些怀疑现在中国不少地方政府设立的行政总汇，可能即是从新加坡取经而来。
对待工会问题，李光耀亦有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工会的行为只会迫使雇主走资本密集路线，尽量购买机器，减少雇佣工人。最后只会导致小批享有特权的工会会员领取高薪，而失业者会越来越多。
实际上，上面所说新加坡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我们很容易从其他地方找到类似的例子，比如里根总统时期的美国、撒切尔夫人时期的英国。但也有某些独特地方，这和新加坡的地理位置、国民构成、国土面积等有关。相对来说，政府似乎在某些环节管得较多，这也是为市场派诟病的原因，而当中组屋政策就是典型。
建国时的新加坡，人口200万，约四成住在贫民窟和窝棚里。为了解决居住问题，在更早之前新加坡政府就成立了隶属于国家发展部的“建屋发展局”，建屋发展局可以无偿得到政府划拨的土地，建造组屋的资金则主要通过向政府举借低息贷款获得。
这种房子还是以售为主，政府免土地出让金和利率上给与优惠。因为国土极其有限，建国初期更面临诸多困境，政府通过这种模式把市民和国家绑定一起。而房屋的维护运作、日后交易都是市场化的，这和我们平时听惯的廉租屋有本质区别的。如今八成多的新加坡市民就住在这种房子，更有钱的会出去购买公寓。入住这种房子以及享受低息贷款，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新加坡公司”员工的一种股权获得和分红。
对于组屋制度，李光耀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谈起他的构想的：“我早就在想，如何建立每个公民跟国家以及国家前途之间的利害关系。我要建设一个居者有其屋的社会。人们购买住房和租赁组屋的态度形成强烈的对比。屋主为能购买住房而感到自豪，而政府津贴的廉价租赁组屋则被严重滥用，维修也差。这使我深信，如果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住房，国家将会更加稳定。”
李光耀当然完全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但我认为说他就是新加坡这家大企业里头的CEO更为恰当。整个城市国家如同一家企业般经营，引入外国资本和技术，开放市场，讲究信用，同时坚定立场，不屈服于工会势力。为了维护整体租值，保持城市洁净和秩序，改变市民陋习劣习，他毫不妥协地出手。
譬如，他禁止了放鞭炮这个长期延续下来的华人传统习俗，明文规定是犯法行为，而且还完全禁止了鞭炮进口。1992年接替的吴作栋总理更连香口胶都禁止了。甚至为了防范相同种族市民聚居带来的隐患，1989年政府还规定了同座组屋少数种族居民数量的最高限额，达到限额，少数种族家庭就不能再申请购买同个邻里的组屋单位。
在更多的细节上，我看到煞费苦心的策划和布局，譬如以海沙填河岸，引入不同种类植物，为适应新加坡条件而引入合适的工业种类。李光耀解释说，“在其他城市，经济情况较好的人可以搬迁到干净和翠绿的郊区，远离城市受污染的地带，新加坡的土地面积却迫使我们在同一个小地方工作、消闲和居住。所以不论是富人或贫民，我们都必须为他们保护环境，保持清洁和优雅。”
而他对国家福利主义和民主投票更有深刻的认识。1985年撒切尔夫人访问新加坡，李光耀私下对她说过这样一番话：“制造财富的人是社会中的宝贵分子，他们值得我们尊敬，并且应当有权保有他们大部分的耕耘成果……英国留下来的种种我们善加利用：英语、司法制度、议会政府和公正的行政管理。然而我们却竭尽所能地避免走上福利国家的道路。”
香港回归前几年，彭定康宣布将扩大工商、专业和其他特殊利益团体等功能组别的选民人数，使功能组别代表的所有雇员都成为合格选民。李光耀在香港和彭定康会面，在一番客套话后，私下予以提醒，认为把原本只包括专业人士或法人的功能组别范围无限制地扩大的做法是背离功能组别的原意的。
是的，选民局限在有限范围的专业人士处，这本身就是对民粹政治的一种约束。而英国撤离香港前，大幅提高公务员、学校教师待遇，通过扩大功能组别范围方法玩民主游戏，为香港埋下了福利主义和民粹政治的种子。实际后果我们今天也完全看到了。
因为华人占大多数，人们难免会将新加坡和中国相比较。说回来，新加坡面积不及中国之万一，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会更多，不可能按照新加坡这种中央政府面面俱到的模式处理。但如果把新加坡和中国的一个权力单位“市”来相比较，倒是比较合适的。那么，当局者应该明白，让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和自由度，促进地区竞争，这很可能会在经过了三十年波澜壮阔改革的基础上、未来更催生出千百个繁荣文明的新加坡。
新加坡这种城市小国，其实很容易走入卢梭主张的那种城邦直接民主制的，因为搞一人一票的投票成本很低（当然，这里仅仅是指表面的投票成本，不是指制度费用）。但那样新加坡必将陷入民主的内耗中，不会有如今的成就。新加坡的成功，可以说是把整个城市国家当作一家企业来经营的成功。
在一些人眼里企业和国家是扯不上关系的两个概念，实际上无论企业还是国家，其本质都是合约的组合。但不同国家面临不同的局限条件，种族问题、工会问题、形形色色利益团体问题，特别是所谓西方普适价值观甚嚣尘上，这些都增加了治理的困难。
一间企业，管理者有市场眼光，管理得当，企业能赚到钱，员工皆大欢喜。管理者当然也获得利润回报，这是他们的租值收入了。问题是转到国家方面，多了政治，可以说不确定因素大增了。何况世界范围内，民主投票制是一种成见。政治家的改革要将管理层的利益和增进整个国家的租值方向大致保持一致，何其难矣。李光耀无疑是做到了。
如今一手缔造了富裕、安全、文明的新加坡的李光耀辞世了，并非说他的所作所为没任何值得斟酌的地方，但是，这样一位长时间、大幅度促进新加坡经济进步和城市繁荣的政治家，无论质疑者如何否定甚至攻击，他的成绩与荣誉就摆在那里，永记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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